公务员缩编20%?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还有什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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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从财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等方面了解到多方对地方债的看法,以及潜在的债务应对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特殊再融资债券、设立应急流动性金融工具(SPV)、不鼓励遵义道桥重组模式等等。

以特殊再融资债券为例,根据报道,这次安排的特殊再融资债券规模约1.5万亿元,这一计划可能涉及12个地方债务压力比较大的省份和地区,其中就包括天津、贵州、云南、陕西、重庆等地。

据了解,此次获得特殊再融资债券额度比较多的一个西南部省份,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可能包括将公务员缩编20%

这次地方债务风险不仅仅是金融风险,同时更涉及到我们从古至今的核心治理问题之一,那就是如何处理好央地关系。

这次处理地方债,其实就已经把各种方法都已经用上了,这也为未来地方可能的一些变化,提供了一定的方向。

以点窥面,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办法。

有必要先说明的是,为何今年地方债务风险被频频提及,甚至到了不得不出手的地步了呢?

我们需要看两点,第一看地方支出,第二看地方收入。

民营企业家曹德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说过,2022年以后我们会有一场信用危机的到来,这不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曹德旺的这番话,可以很好解释为何地方债务风险到今年成为了问题。

因为某种意义上,地方和房地产行业的兴衰繁荣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非要追本溯源的话,那么“94税改”可能是一个源头,这导致地方上的收入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这可能间接推动了地方对房地产的兴趣。

“从09年到2019年,GDP产出是750万亿,但是每年的报表都有一个说明是,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百分之五十几,那些GDP里面的固定资产投资,隐患的起码400万亿,再加上历史的旧的固定资产,少说五六百万亿,我们2019年的产出才九十多万亿,产出只占投入的百分之十几,于是我想,我们会有一场信用危机来,应该是在2022年以后。”

这是曹德旺在2020年9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原话。

本质上,这也是地方债务不断积累到如今,一个点可能就会有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原因。

过去三年疫情期间,地方支出不断加大,主要原因是因为防疫产生的各种成本,其中包括采购、人力、方舱医院建设等等,三年时间里,防疫成本不断增高,加上一些商户经营困难,这也导致地方入不敷出。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地方的收入。

地方收入有近四成都源自于卖地收入,现在房地产行情自不用多说,随着房地产遇冷,地方收入也自然大减,在开支大增、收入大减的情况下,地方债务还有历史遗留的积累,三种因素叠加到一起,构成了今天的地方债务风险,到了必须要面对乃至解决的时刻。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我们还有哪些办法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今天国内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因为房地产和地方对GDP增长的贡献接近40%,但这两个部门现在都在收缩,所以造成经济不振。

姚洋说,要想解决问题,一是松绑房地产,二是给地方发特别国债,例如4、5万亿,让地方渡过难关。

“现在地方太难了,去年花了那么多钱防疫,今年没钱了,它们就挪用地方债,那投资就少了。短期内,我们稳定住这个需求。长期来说,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是关键,但这个调整恐怕需要一个过程。”姚洋说。

姚洋是国发院院长,2012年接替经济学家周其仁,担任国发院院长至今,他的话语自然有一定的分量。

在《经济的常识》一书中,姚洋写道,自己的态度是说真话,如果不能说真话,我情愿闭嘴,他反感人们说“正确的废话”,觉得“说废话的人太多了,就会遮盖真问题”,而且“造就一种虚情假意的社会风气”。

今天我们讨论地方债务风险,谈论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时,就不能说“正确的废话”。

要想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我认为最直观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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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常识其实就是收入要大于支出,维持一个合理的收支平衡,这是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但地方又不同,兼顾民生和投资发展经济等重任,自然不能等同一般的个人和民营企业。

但在地方债务风险挤压累高的今天,缩减开支是必要的,不管是投资还是人员,本质上都应该降本增效,按照民营企业的做法,来眼下的渡过难关。

根据同花顺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6月,地方债务余额已经接近38万亿,其中地方一般债务余额为14.8万亿,地方专项债务余额22.9万亿,地方债券余额37.6万亿。

截止到上个月,新增专项债的发行规模仍属于可控的区间,但地方举新债还旧债的压力依然存在,以2018年为例,地方发行了一批5年期的新增专项债务,今年刚好是兑付期,绝大部分的此类债务,都需要地方举新债还旧债,长此以往,就对地方的财政形成了较大的压力。

化解债务风险,短期来看当然还是需要财政支持,例如特殊再融资债券1.5万亿,央行设立应急流动性金融工具,让主要银行参与,通过这一工具给地方城投提供流动性,利率较低,期限较长。

又比如国发院院长姚洋所说的,给地方发行特别国债5万亿,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债务风险,让地方渡过难关。

但从长远来看,显然还需要一定的结构性调整,或者说结构性改革。

例如,房地产下行,地方最大收入来源受损,这个时候地方收支必然难以平衡,怎么办呢?

就需要给地方增加收入项。

例如这几年提到的房产税,一旦房地产行业放开,那么顺势推出房地产税,可以较好弥补地方在土地出让金上的损失。

除此之外,降本增效,让地方节俭一点过日子的同时,尽可能提高效率,这一点也非常关键。

就比如西南某省份可能将公务员缩编20%,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降本增效的例子。

客观来说,我们在这一块,的确有一定的浮肿,人太多,真正的效率不高,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损失。

如果属实,那么一个省份的公务员缩编20%,那至少也是上万人的缩编,我们假设一个人的月薪平均4000元,那么一万人,每个月在人力开支上所能够节约的成本,就可以达到4000万,一年下来就是几个亿的财政支出。

如果一个省如此,那么更多省跟进的话,一年下来,全国地方开支就能够节省出数十亿元。

除此之外,要想最终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就要把地方所有债务,包括所有国有企业债务,统统纳入预算和决算,再设立一个监督作用,如此才能慢慢治住债务。

总体而言,今天背负债务的不仅仅是地方,还有企业乃至个人,都被债务挤压缠身,按照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居民和企业会倾向于把赚来的钱拿去偿还债务,而不是更多消费或投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借债和偿债,本身就是一件互为循环的事,借债不能太多,否则就有挤爆风险,偿债同样也不能太久,否则就有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

要做到一个平衡点,当然是困难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摸索,并最终找到一条双赢的道路来。

更重要的是,要强化地方资金效率的利用问题,一笔钱花在哪里,用在哪里,能够产生多大的经济回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乃至原则,只有这样,理论上债务才会带来更大的经济价值,而不是经济风险。

这也是现代经济学主导人类社会运行至今的法则,有一些教训是前人吸取教训探索出来的,例如欧美和日本,这些都是前车之鉴;但还有一些问题是新的,需要我们自己找对道路,摸索出来。

现代金融的本质,可能本身就注定了风险和利益并存,而最终人类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但至少我们可以控制它,并最终化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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