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普通人的生活是被疫情深刻影响的一年，我们从严格的封控走向了开放。在年末的时刻迎来与病毒的正面交锋。这也是我们被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的一年，健康码，行程卡，这些在疫情三年里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小程序走向了终结。在年末，一个送药互助小程序让我们倍感人间有爱。2022年，数字原野计划.边码故事也一直在持续记录数字社会，关注普通人的数字生活。2022年，你的生活因为数字技术发生了哪些故事，未来普通人的数字生活将是怎样的情景。

我们和新周刊编辑部向10位普通人发出提问，2022，你对数字生活的感悟和体会是什么？你会如何展望未来？这10人中有关注真实社会的学者，有文字影像记录者，有曾经的受访者。用他们的经历和洞见为我们刻画2022年的数字生活，以及未来我们可能会走向何方。

它会在2023年某个瞬间离开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记忆具有欺骗性，我曾以为我们使用健康宝已经近三年了，但倘若仔细核查才会发现，它的大规模启用不过就在今年。我们如此习惯它以至于高估了它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时间。

它是在2022年的北京生存的唯一签证，而签证的有限期限一变再变：起初是48小时，后来放宽到72小时，但在一些紧急时态，又会缩短至24小时。不要指望有什么明确的条文来援引，在“72小时”时期，我和我的48小时核酸被一家咖啡馆拒绝进入，老板坚称他收到的通知是24小时。隔壁的星巴克收留了我。

去公司，我们出示健康宝；和好友聚餐，我们出示健康宝；回到自己的家，我们出示健康宝；去另一座城市（在我们仍能被允许去另一座城市的时刻），我们出示健康宝；乘坐公共交通，我们不必出示健康宝——因为交通卡早已和健康宝绑定。它像一条最权威的法律，悬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我牢记在心，从未失误，只有一次：在官方宣布“公共交通将不再查验核酸”新规的当天，我信心满满地将手机扣在地铁闸机上，听到机器传出短促的重复三次的尖叫。我没有注意看新规是从第二天开始执行。我像个想在地铁动点什么歪脑筋的恐怖分子一样落荒而逃。

在行程卡已经下线的今天，健康宝还在。它会在2023年的某个瞬间离开吗？我不知道但我做好准备了：我会一次又一次地祈祷，我会一次又一次地预演告别，直到它真正告别的那天。2023年，希望我们的数字生活都足够自由。

更好的数字化服务，会帮助城市住民更快接入公共资源

前段时间，苏州将一些核酸亭改建为了发烧门诊的新闻，上了全国热门。今年十月，我从武汉搬到了苏州。作为一名自由职业，我格外关注所在城市的公共资源。很快，我下载了苏E行、苏周到、智慧生活等APP，发现苏州政府在数字化上做得很成功。

除了轨道交通外，苏E行也能开锁公共自行车。这对于生活在姑苏区的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整个古城区不能停靠任何共享单车。app很贴心还有，专门设置了一日、三日旅游票，还有有效期长达三个月，计次为50、100次的收费方式。这对于每天通勤很长的上班族来说，可以省下很多交通费。步入地铁站，市民都可以借用到共享充电宝，如果下雨天忘记带伞，还能用微信免费借到共享雨伞。

因为空闲时间多，我还办了一张苏州旅游休闲卡，现在早就可以无纸化进景区，这些都可以在“智慧苏州”上预约。它有一套很明确地规则，最晚可以在前一天23:00前取消预约，爽约的人可能会暂停一个月的预约权限。通过这个APP，我免费泡了几次的户外天然温泉、同里古镇，之后还打算去一趟寒山寺，做一次夜游大运河的游船。

这让我意识到，更好地数字化服务，能帮助更多人，尤其是一个城市的新住民，更好地对接到公共资源中。12月18号，我有了一些发热症状，在“苏周到APP”防疫服务里，找到了离我最近的24小时核酸检测点。两天后，我被确诊为阳性，但没什么明显症状，为此没有去发烧门诊。朋友寄给我的布洛芬看来用不上了，我打算通过腾讯的“新冠防护药物公益互助”，把它们分享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在美国，感受数字化“魔法”消失

2022年，我在美国体验到作为“穷人”不一样的数字生活。这种生活不仅让我看到数字社会由不同的劳动成本和阶层关系带来的差异，也让我认识到全球数字世界的不平等。在美国的中部地区做电商和外卖平台的配送员，收入并不会比普通白领差多少。他们不需要说复杂的英文，甚至可以选择不说话，靠打字就可以与客户沟通。数字科技和疫情带来的微妙距离反而让外卖员的工作变得更加从容。平台不会给予客户“催单”的选项，但会给予外卖员申诉的权利。

我也习惯了本该“今日送达”的订单，会因配送员身体不适而延期。也习惯了本应送到房门口的订单，被随意丢在公寓楼下的公共信箱旁，面临随时丢件的风险。原来，平台经济也能够通过这种设计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尊重。平台会通过更贵的服务收费，将物损和丢件的成本平摊给价值链上的所有人，而非让配送员成为物流风险的替罪羊。这种对劳动者制度化的保护，与中国平台的制度化惩戒相比，似乎形成了某种全球经济的数字隐喻。

美国的平台劳动之所以显得更加从容，和美国的中产化及其在全球价值链的有利地位密不可分。资本在“保护”稀缺的底层劳动的同时，最终维护的还是富人阶层靠资本累积的特权。相比之下，中产在通货膨胀的当下，并不能从平台经济的“魔法”中获取相对廉价的便利和特权。来到美国后，这种“魔法”和特权的消失，让我在2022看到了数字社会的一个镜像。

老师能发个链接，云看吗？

最近我在做电影教学。开班第一天晚上，我们有一场短片学术放映，这些短片都是从近两年青年电影创作者的作品中选出来的比较优秀的，拿了一些短片奖项。放映开始前一小时，有学员在群里发消息：“老师能发个链接，云看吗？我实在太累了，但又想看片。”

学员的请求让我意识到，过去两年，除了影院关闭，主旋律电影霸占荧幕对电影造成了巨大破坏以外，还有一种破坏是同样重要的。而且这种破坏因为不易被察觉——大家已经习惯了通过触手可及的链接通往电影。

我向学员解释了为什么不能：这些短片有版权保护，由导演亲自授权，签订协议，国内除了电影节之外，基本不会对外展映。不过确实也不知道学员们能否理解？他们是否会觉得这是故作姿态？一部电影，何必呢？

现在看到一部短片的途径是多样的，你可以打开「新片场」点击导演主页，应看尽看。也可以管做影展放映的朋友要来内部资源。如果你刚好认识创作者，甚至可以直接索要网络资源，或者拿硬盘拷贝片源。

然而几年前，还有人将电影放在加密的传输设备里，仿佛里面装着几千万的保险箱。用一种叫做DCP的东西，现在可能部分类似电影资料馆的机构还在延袭这一古旧的传统。包括戛纳电影节等重要电影节，要求入围者提供DCP格式的影片。

这一传统还有必要吗？除了那些极为少见的最新修复的片源，大多数诸如戈达尔小津安二郎的大师之作，都可以在互联网的任意一个角落找到片源。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触及的，我们干嘛还要把它放在加密传输盒子里，这还有必要吗？

我解释一下DCP的作用。通常一部长片以DCP格式储存，它的空间占比可能高达几百个G，一些国外的创作者要拿来影展放映，往往要让这个小盒子漂洋过海邮寄过来。除了保密以外，它更是起到一种稳定安全的作用。

现在再看我们常提起的“流媒体”：将一连串的媒体数据压缩后，经过网上分段发送数据，在网上即时传输影音以供观赏。从一个胶片到稳态的储存器，再到流媒体，每一次储存介质的更迭都会对过去的观看习惯造成破坏，破坏然后重组生成。

所有人都意识到短视频是一个大金库

“团长”成了村里的新工种

如果让我回望数字社会2022这一整年发展变化，那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今年是切切实实的被手机绑住的一年。疫情进行到第3年，上面防疫压力层层渗透到我所生活的县城。手机成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出行离不开的工具。我们走到哪里必须扫码，做核酸必须扫码。有一回我忘记带手机去看电影，门口的人一脸不可置信，觉得这个年代怎么会有人不带手机出门。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家的数字化被教育也史无前例。今年11月，我带着60多岁的婆婆参加珠海航展，前后一星期的旅行，她从找不到支付宝、点不开健康码，到最后能熟练填写各种信息，在机场独立完成安检和买各种东西，变化很令人吃惊。她是一个没怎么出过门仅中学学历的女性，事实证明，当社会逼迫你前行时，人学习的潜能是无限的。

另外一个感受就是，信息化时代加剧了县城和都市的时差。前面提到我生活在山西中部一个十八线小城市，这里远离现代都市文明，大家对世界杯、俄乌战争、全球抗疫完全不怎么关心。周围我认识的人最爱做的事情是刷抖音和快手。大数据的精密推算，也让大家沉浸在一个个信息茧房里。我们虽然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但他们了解的东西我根本没听过，我说的东西他们也完全不感兴趣。有时候也分不清网络是让大家更见世面了，还是更狭隘了。也许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更加深入，这种现象也更加明显吧。

最后一点，也是我玩短视频一年特别深入的体验。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县城，甚至在乡村，所有人都意识到短视频是一个大金库。大小商户都嗷嗷推着小车疯狂进去采矿掘金，希望能通过这些app打开知名注度、带货、甚至促成成交。在小县城的职场，找不到什么更适合的岗位之后，试着搜索一下关键词，会出现更多适配的新兴职业。这也能侧面说明数字化的影响在层层渗透。

在我老家的村子里，近两年最受欢迎的人是“团长”。“团长”是兴盛优选在我们村的代理人，村民们都在团购群里，有优惠信息，团长都会发进来。村民们头天用微信下的单，第二天团长就会送上门。团长每天的日常就是骑着电动车给各家各户送“单”。

在农村，并不像城市里面那么焦急，每送一单，她都在农户家门口唠会儿嗑，聊聊家常。有时候，团长会派她四岁的儿子送菜。我母亲也是小程序购物的忠实用户，优惠算起来比我还精明。在农村，数字化下沉并未改变原有节奏，只是为农民们的生活提供了新选项。

2023 系统可以更人性化吗？

回家路上偶遇一个骑手，他一下没刹住车摔倒在地上。尽管手肘已擦破皮，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抓住手机。屏幕上，全是系统下的“路线”以及显眼的”完成时限“。

这不尽让我想起年初做“流调志愿者”时的经历。流调系统上的“小红点”代表一个任务，志愿者的时间被切割成一个个待完成的“任务”，红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消灭。大家都神情麻木地执行着，为“动态清零”的叙事贡献自己的时间。

基于算法、数据之上的各种系统，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消费。作为受益者，我们享受着许多系统带来的便利，比如发烧时送到家门口的粥。作为劳工，我们随时有可能被“异化”成永不停歇的“工具人”。

2023年，我希望系统可以更加“人性化”，关注每一个个体，每一个鲜活的人。愿数字社会可以诞生更多与高效“系统”配套的设计方法以及劳工保护制度，让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

线上社群越热，我们越渴望线下见面

2022年跨年的那一晚，不止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许愿，“新年要多线下见见面”，有一种要狠狠告别过去几年那种受限于疫情而不得不重度依赖线上社交的决心，要用线下碰面来彼此温暖彼此补偿。

回想我的2022年，绝大部分的社交何尝不是如此。由于决定备考雅思，我选择了暂停全职工作，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在远离职场的状态下，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成为我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接活儿挣钱，联系邻里、问候亲友，了解新闻，甚至买菜、买花、买药、生活方方面面，大事小事，没有什么可以不仰赖线上社群的。

我相信很多人的2022也是如此，无数的时间和精力被手指下的群聊占据，每一天开始与结束的动作都是点开手机里的绿色软件。但我们内心对线下碰面的渴求却越来越强烈。我曾做过几篇雅思阅读，里面引用的科学研究说，在人与人的交流中，语言的占比远比我们想象的小，这也是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们私下反思，线上文字交流时很容易造成误会——我们习惯按照自己阅读时的处境心情去脑补说话者的态度，而不是像面对面时那样通过观察神情姿态动作等来感受对方的状态。

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线上社群的价值，如果没有它，作为一个大城市的新移民，我很难让自己的过去与现在相连接，和生活在不同地点的朋友们同频在同一个当下，同频这个由数字构建的新世界。

但我真的希望，新年能和朋友们多见见面，不仅仅是线上。也许在未来，线上线下与否是我们彼此区分感情亲疏的重要标志，但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就像借由“阿凡达”项目进入潘多拉星球原住民世界的地球人，用哪一具肉身并不重要，意识在哪醒来就生活在哪。

数字技术塑造农民日常生活

2022年是《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实施第一年。这一年，农村网络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数字技术在农民日常生活、基层治理和农业发展过程中有更大运用。网络生活已经和现实生活不可分离，农村年轻人离不开网络购物，农村老年人离不开短视频，基层政府离不开政务APP，新农人普遍运用网络平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当然，数字技术发展也给乡村社会带来挑战，“诈骗下乡”仍然是社会治理痼疾，老年人虽然运用上了数字技术，却仍是数字鸿沟下的受害者。可以想见，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将进一步推进，数字农业、数字技术治理以及数字生活，将进一步塑造农村日常生活场景。

雪中送炭

千小心万小心，还是阳了。我们没躲过深圳第一波冲击。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第一波第二波，有统计估计，可能80%的人都在第一波就阳了。我一边在各个微信群里搜罗药物信息，给家人备药——家人的症状比预估的严重，反复高烧、浑身无力、连续两三天吃不下主食。同时，我更要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作为怀孕两个半月、有宫腔积液、孕酮还偏低的孕妇，在没有去医院问诊的前提下，我不敢服任何药。网络成为唯一能解答我疑惑、缓解我焦虑，乃至给我“雪中送炭”的渠道。

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家人持续高烧不退，布洛芬缓释没奏效，家里缺乏有效的退烧药。朋友让我碰运气试试还有没有跑腿小哥能接单，从她家给我送药过来。那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平安夜，深圳的路上一片冷清，一位小哥骑着他的电动车，从深圳的西边跨越到东边，为我送来一小板药片。无论城市遭遇怎样的意外，未来面临多强的不确定性，总有寄居其间的个体在用力生活，互联网的出现也为这一切带来了更多可能。我能想象那几天，在城市的主单位、主功能区停摆时，这位小哥骑着电动车穿越过多少街巷，为多少人家传递急需的物件。在他辛勤地飞驰在路上时，他的内心肯定是开心的，因为在年关前终于多攒了一些钱。他是年迈父母的儿子，还可能是几个孩子的爸爸。他的家人正在远方等他回家过年。

挺住就是一切

写下这段文字的此刻，我正在经历“放开”后的第一次旅行。从北京到江浙沪，从机场、高铁站到酒店、餐厅和游乐园，一路畅通无阻，再没有扫码，也没有核酸。

同样是在写下这段话的此刻，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消息，“新冠肺炎”将改名为“新冠感染”，降为乙类传染病，取消入境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

过去三年里熟悉的一切，瞬间化为齑粉——如果寄一封信给十月的自己，告诉她这一切即将发生，我想她可能都不敢相信。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深深地嵌入了社会的齿轮，我想，过去这一年，我也利用工作，见证和观察着疫情之下数字社会的变化。很多文章都诞生于独特的背景，对应着那个时刻社会面临的问题。

今年春天，我和几位武大教授和一位基层流调人员参与讨论，大家聊的是，疫情防控中，我们靠的是人力还是数字；夏末，我访问中国人民大学的郭星华教授，他观察到，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秋天，我们再次和武大教授聊天，他讲到数字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基层，而在一些情况下，数字治理过于精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而就在最近，我和腾讯出行团队聊了聊——疫情海啸中，各地出现药品短缺，他们用小程序来帮助大家互助。

时间就是这样流过了我们。想起来有一些悲伤，有一些苦涩，最后有了一个看似光明的尾巴，但也有隐忧。

但我很高兴的是，不用再讨论各种关于“码”的议题了，这真是一种解放！接下来，我们要迎接新的关卡，那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