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由澎湃新闻与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数字互联、价值共生”科技向善创新周·数字原野论坛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举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发表了题为《附近的消失与重建》的主旨演讲。

严飞认为，“附近”是观察世界的一个方法，它不是一种给定的生存方式，因而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从自己出发，去遇见自己的附近。数字时代，我们需要通过重新看见“附近”，来把握变动中的“原真性”，进入我们身边的小世界,与附近建立起深度连接，方能重新拾起“我们”的生活本身。以下内容由严飞老师演讲实录整理而成。

受访者：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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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珺瑶

在视频平台里沉浸式畅游异国他乡，通过社交软件与千里之外的人互致问候，下单外卖享受来自几公里外的“无接触配送”，浏览淘宝上的虚拟橱窗直达海外货仓……今天，这些足不出户行至千里的数字体验已经全面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司空见惯的日常。身处数字时代的我们，既在“物”的意义上见证了物质世界与代码空间结合的变动；也在“人”的意义上不断经历着社会交往模式的改变。

换言之，当社交媒体成为我们人际交往的路径依赖，一种基于具身体验的灵韵，似乎正在“凋萎”。对数字媒介“习以为常”的依赖，形成了附着于数字技术的人际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有别于过往的技术时代，呈现出两大特征：其一在于脱离了感官经验后，包括表情、姿态等在内的“社交线索”不断隐退；另一则是基于“亲身到场”的社会临场感不断下降。当每个人都变成了“符号”和“头像”，我们就无法即时感知到人和人交往过程中具身的社交线索，遑论去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情感流动。由此，这种失去“身体”的传播和交往，就提示我们要去反思，数字时代的云端相会，对普通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这种云端相聚，首先意味着我们有了突破空间束缚的能力，千里之外触“屏”可及。但是，这种穿透空间的相聚所形成的“数字群”，正如韩炳哲《在群中》所言，并不是内聚的。基于“符号”的相聚完全没有群体性的思想，无法发展出“群体性”的凝聚力，因此也就无法发展成“我们”。这也就是说，数字技术中介下的人际关系，指向了身体和自我截断的状态，以此造就了仅仅存在于行动和语言中的无实体身份。由此，拜厄姆认为，社交媒体仅仅提供了一种连接的手段，并不能保证人们一定会利用这种手段来为社区、为群体赋能。

数字时代，在技术带来的“云端”交往蓬勃的同时，反思“数字群”所指向的“在群中”，又丧失于“群中”的危机，显得尤为必要。而基于这一反思，回到身体本身，去认识我们周围的小世界，去重拾我们在社区、邻里交往中的社会往来和交谈，也就显得尤为紧迫。

2022年九月底，我前往深圳，花了一段时间，调查一个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在此期间，我关注到，在城市空间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外，尚存在一些小的缝隙；在这些缝隙中，部分小街、小巷、小店铺仍然维持着它们的“原真性”。

在一栋门禁森严，被密码锁层层封闭起来的青年公寓对面，有一间略显陈旧的小卖部。小卖部的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婆。通常，我们会觉得住在公寓里的青年人们和这位阿婆不会有什么交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小卖部门口，阿婆摆了两三把椅子；在青年公寓楼下进门的地方，也有六七把椅子。这些椅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阿婆告诉我，这些椅子是为大家聊天准备的。住在小卖部对面青年公寓里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深圳打工的“深漂”。他们之中，很多人在下班以后，不会直接打开密码锁回公寓休息，而是会坐在小椅子上和阿婆聊会儿天。我去调研的那段时间，正值深圳比较舒服的季节。傍晚，大家会聚在楼下一起乘凉；晚上八九点，很多人可能才吃完晚饭，也会坐在椅子上，三三两两地闲谈。这种具身的线下社交场景，正是人们对“附近”的重新拾起。

图│深圳，坐在小卖部旁聊天的邻居们

“附近”是人类学家项飚老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指的是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们，在生活常态下，平凡相遇的生活空间（a lived space）。这样一个空间的存在，不断增加人们看到多维世界的能力。当大家都生活在附近，并且都重视附近所带来的文化和人际交往的内涵时，“附近”就会生成人和人之间互相关联的“爱”的关系。因此，“附近”对我们真正成为“我们”，至关重要。

然而，越是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越强调城市的更新改造；越是强调更新改造，基于琐碎生活的“附近”就愈发快速地消失。我们不仅仅逐渐失去了对周边的记忆，也在意识层面，不断忽略着“附近”中真实存在的，和我们若疏若亲、若近若远的人际纽带。于是，我们只有自己和数字技术带来的远端世界，却不再投身于真实生活中身边的“社群”。

当我们习以为常的街坊小店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崩瓦解，被大型连锁商超取代；当我们无法对眼前的房子，身边的社区每天依然如故抱有期待；当我们开始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能知晓身边这些人的轨迹，我们就会意识到，附近的社会网络连接，正慢慢地从我们的身边消失。这种消失，同时也正是莎龙·佐金在《裸城》中所提出的，一种“原真性”的中断。

所以，现在我们去讨论“附近”，实际上代表了这样一种追求：通过重新进入“附近”，来重拾我们身边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有别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单位大院或是职工宿舍，不是高度固定的、统治性和层级化的空间。相反，它最大的特点是流动性，是混杂的、异质的，也因此指向了开放和多元交往的可能。这意味着，这一空间具有极强的社会性，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多机会，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和来自不同群体的异质个体产生交集。

这种交集最初是即刻性的。譬如，我们偶然地，会在电梯里遇到对门的邻居；在拿外卖时遇见小区的保安，在理发时遇到家附近的Tony师傅……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这种即刻性的交集不断发生、延续，就形成了一种“延续性交集”，从而在情感和意义层面建立起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换句话说，在延续性的联结中，我们拼贴出彼此的生命历程，了解到各自的喜怒哀乐，从而也介入了对方的生命，进入彼此的附近。

毫无疑问，附近就在我们的身边，依赖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知。但是，问题正出在“感知”上。如今，为什么我们时常无视眼前的事物，又经常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人类学家项飙认为，这种熟视无睹和个体固有的结构性认知框架有关。我们觉得眼前的事物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我们拿自己的框架去诠释世界，生造出“意义”，好像看见了一些似有若无的东西。当我们看不清眼前琐事对于受访人的意义、看不清受访人的真实感受时，我们只好灌入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来。事实上，直观的感受才是生活实践的血液，观察者的臆想无非是窗外的雨点。

斯尔詹·斯马伊奇（Srdjan Smajic）也认为，基于经历、实践和习惯等形成的既有视角，使得我们总是“看见”已经被决定好的问题。所以，穿透固有的视角，是我们重新看见“附近”的关键。

那么，身处数字羁绊中的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穿透，从而看见附近呢？我自己的两段经历，或许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一段经历，我的“附近”定位在小区里的洗衣房。那时我在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租房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衣服送到小区里的一家洗衣店去洗。一开始，我和洗衣店老板娘之间的交集，也是即刻性的，往来间无非是“老板，我要充值”“什么时候来取衣服”之类的对话。但是，在不断延续的交往中，我们的对话不断深入，并由此拼贴起了对方的生命图像。

我开始接触到老板娘的子女，知晓了她的故乡，老板娘也开始了解到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节奏。我们聊天的次数越来越多。老板娘一开始只有一个孩子，后来二胎出生、长大，现在这两位小朋友时常也会来我家做客、聊天。我们的关系就这样越来越近。某一天，老板娘突然给我发微信说，“严老师，幼儿园的老师请我（给孩子们）写一封家书。”她自己不知道怎么写，就来问我是不是可以帮她代写一封。当天晚上，我很开心地帮她写了一封家书。写的时候，我会代入她的情境，代入她的生活场景，用她的口气去写给她的孩子们。为了更深度的代入，我还和她进行了更多的对话，了解她对孩子的期待，对未来的期待等等。一来一往之间，一封家书，又把我们之间的情感纽带进一步地强化。我们在同一个附近的生活场里面，进入了彼此的生活情境，也互相融入了对方的附近。

第二段故事，则是和“附近”更偶然的相遇。2019年时，清华大学给我分配了一个校内的周转公寓。为了整修公寓，我请了一位安装门窗的师傅来帮忙。装修结束后，师傅问我是不是可以加一下他孩子的微信，交流一下学习方法。我答应了下来。这位师傅是江西人，他的孩子在当地一所学校读高三。之后，通过微信，我和这位小朋友不断地交流。我发现，小朋友内心有非常强烈的“想把书读好”的愿望。他告诉我，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在家照顾整个家庭，特别辛苦。

所以，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他特别希望自己能把书读好，找一份好的工作，让父母轻松一些。这种真诚的愿望让我非常动容，所以我也尽可能地保持着和他的交流，希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到了2020年的7月份，他和我说，严老师，我最后的高考成绩是500多分。当时，我非常为他开心，我觉得他终于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了。

然而，2021年的春天，我在北京见到他。事情并没有按照我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作为留守儿童，这位小朋友特别渴望和身在北京的父亲呆在一起。所以，高考成绩出来以后，他决定填报北京的大学。他告诉我，填报志愿的时候，他是用皮尺去丈量哪个学校离父母在北京的出租房最近，以这个为标准去选择的。他的父亲住在双桥地铁站边上的一个城中村，距离双桥地铁站最近的大学是中国传媒大学，于是他就填报了中国传媒大学。结局自然是未能被录取。但落榜以后，他仍然决定要来北京，和父亲在一起。最后，他来到北京，没有进入大学，而是和他父亲一样，成为了一位安装门窗的师傅。听完他的讲述，我问他，你最近还喜欢读书吗？最近还在读书吗？他告诉我，自己最近正在读加缪的《异乡人》，尽管他连续看了两遍，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他依旧认为这是一本特别好的书。他觉得，自己非常契合加缪笔下的“异乡人”的状态：一种孤单的状态，并给我读了书中一段他最喜欢的段落。

图│加缪《异乡人》片段

加缪的《异乡人》，中文版的副标题是“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这一个正在北京工地上安装门窗的00后工人，他的生命历程，实际上也暗含着这样一种无处容身的情境。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也了解到，在疫情之下，他遭遇了很多的挫折。正是在这种延续性的交集中，我能够更完整地拼贴起他的生命故事。我也感受到，他本身也成为了我在北京这座城市的“附近”。

这两段经历并非是我为了做研究而有意促成的，它们都是自然发生的。也正因此，我明确地感受到，当我们不因为既有的“框架”去框定自己的交往，并去看见眼前那些出现在我们琐碎生活中的人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和附近建立联系的可能。而当这种联系因为生活场的高度重叠和个体真诚的对话意愿不断延续；在多样的交往模式中以平常的姿态不断强化时，我们就能真正地重拾起属于我们的“附近”。

在高度流动性的数字时代，加速的互联网浪潮把世界推到眼前，却也使得周边的生活逐渐离我们远去。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去重新建立与附近的联结。而这种联结的建立，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我们和附近的每一个具体的人之间，自然流畅的交往。我们要去看到那些临街小店，看到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并在这种看见之间，不断躬身自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到真实的世界，才有机会与附近重新建立起深度的联结。从这种意义上看，重拾起“附近”，也正是重新拾起“我们”的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