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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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ID:pic163)

作者:坚果

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据大理文化和旅游局统计,今年一到四月,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124%。

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

然而,在又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

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

月租600?不存在的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座城市。

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它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地上班自在很多。”

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她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呆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

而大理,和她过去经历的都不一样。

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洱海边有成群的海鸥。

她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

李米摆摊卖画时,隔壁的摊主给她喷了一个哪吒头痛仰乐队logo的纹身。(图/受访者提供)

情人节,她跑到街上做“Free Hug(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她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她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她玫瑰花,有人帮她贴了暖宝宝。

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她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

李米手绘的“白日梦”客栈装修草图。(图/受访者提供)

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

旅居的夫妻木柚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柚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

大理给了年轻人们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初春,木柚和青青拍下窗外的梨花。(图/受访者提供)

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

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十八线的工资,一二线的消费。

今年三月,李米的房东通知她,“十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她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她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她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她。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她的疑问不予回复。

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

李米紧急搬家时的场景。(图/受访者提供)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柚、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一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

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的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

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她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

她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因为管制,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

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三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她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三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

她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她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她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

“白日梦”客栈的小院。(图/受访者提供)

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三年是“夹缝中生存”。她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

饶是如此,还是赔了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转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地带过了这场“白日梦”。

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她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她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

李米民宿院子里的小鱼。(图/受访者提供)

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大理变成了一个秀场

直到选择离开,木柚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

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复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

木柚和青青在院子里就能看到苍山。(图/受访者提供)

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

“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五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

“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

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五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柚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

木柚青青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菜。(图/受访者提供)

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地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

有时外出回家,发现就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木柚和青青的柴房小屋。(图/受访者提供)

木柚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三分之一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柚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 22 岁,每月只花 800 元,在大理租到了 200 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五年买了八套房”......

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青青和他们的小狗五一。(图/受访者提供)

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地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柚给出自己的理解。

在大城市,卷的是kpi,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经历,拼的是谈资。

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秘”的秘境。

让木柚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

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

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还有人在短暂地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

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腻烦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

离开大理,

是为了新的开始

“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柚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

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

很多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

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五分之一。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airbnb(爱彼迎)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

琅勃拉邦的午后,咖啡馆里坐着的有本地人,也有像木柚青青那样的旅居者。(图/受访者提供)

然而在琅勃拉邦呆了三个月,木柚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

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

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巍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

李米在巍山开的小咖啡馆,叫“北街咖啡馆”。(图/受访者提供)

巍山是一座距离大理一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净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

支付了一万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一万元装修、改造,两万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今年的五一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

平静的生活让她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巍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

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图/受访者提供)

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

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

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

也许没有哪个地方是适合躺平的。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只会出现更多问题。”

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

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们,重新上路了。

读完点个【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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