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延伸还是新的物种?
具备完整意识的机器人是否可以被列入自然人的范畴?
自然人被技术化(非自然化)的限度在哪里?
谁来决定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这些充满趣味和想象空间的问题无一不包含着对未来的思考,显然无法单纯通过科学技术本身来解决,而是与观念和价值相交织,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
“现代技术的进展呈现出不断加速之态,特别是通过基因工程和智能技术,自然人类文明正在过渡和转变为技术的文明新形态,今天人们表现出史无前例的莫名期待与深度工具的交织。文明正处于巨大的断裂中,哲学已经不能靠回忆和美化过去时代度日了。哲学必须具有未来性。”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孙周兴表示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细胞生物学家裴钢发表致辞。
为此,孙周兴发起成立的“本有研究院”与全球最大的Class A级共享生物实验室——大得创同实验室(ATLATL)共同筹办了首届未来哲学论坛。该论坛于11月23日在上海开幕。在两天时间里,包括生命科学研究专家、同济大学前校长裴钢院士,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门生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佳佳之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陈小平教授,海德格尔专家陈嘉映教授,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教授,建筑设计学家、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科斯塔斯·泰尔齐迪斯教授,德国心灵哲学专家、波恩大学国际哲学中心主任马库斯·加布里尔教授等哲学和科学领域的学者,围绕未来在哲学和科学层面展开跨界对话。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科斯塔斯·泰尔齐迪斯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在今天计算机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它们的能力和潜力也已经超过人类的理解范畴,这恰恰提醒我们应该知道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真实的世界,才能承认那些不同的、异形的、与我们不同的智能。”
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发表题为《人类世中的愚蠢和人工智能》
但贝尔纳·斯蒂格勒则表示,“技术是人类的解药,也是人类的毒药。我们要对技术的高速发展心存警惕。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技术文化,去应对技术的时代。”这位拥有堪称传奇经历的法国哲学家曾因抢银行被捕入狱,并于出狱后得到了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指导。他所撰写的巨著《技术与时间》将“技术”问题从哲学的边缘推到了核心位置,由此确立了在哲学领域的地位。斯蒂格勒提醒人们自觉地塑造新的行为模式,以对抗市场统领下的技术体系的追捕。
赵汀阳也在哲学层面表达了对技术无限制发展的忧虑。今天技术的发展在意图上并非否定人类的存在,但在实际效果上蕴含着对人类存在的否定。“人类数千年来的存在经验正在发生无法接续的断裂,如果经验无法继续延伸,就意味着未来变成一个绝对陌生的状态,包含着完全不可测也不可控制的变化,未来也就变成不可信任的赌博。”
“技术进步是否永远都有利于人类?”赵汀阳对此表示疑问。在他看来,现代以来的技术发展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还未触及到技术的存在论边界。但是现在的技术发展正在开拓出一个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未来。这就等于进入了赌博模式,是一场人类无法控制的技术赌博,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
新技术发展从来都会带来好处,也会带来风险,科学家看好处,思想家却老是看风险,陈嘉映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他认为知识人的任务不是在于指导社会,而是在于指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危险。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技术不仅将大规模改变世界的面貌,也会改变人类自身,“AI要把机器变得更像人,基因工程要把人类变得更像机器。”但是陈嘉映不认为人工智能会演变为一种新人类,反而很可能把人类变成新人类。
陈小平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他提醒要区分真实的人工智能与媒介传播中的人工智能,二者相去甚远,仅仅通过媒介来理解人工智能显然不能了解业已存在的人工智能,更无法理解人工智能的未来。
作为科学家,裴钢理解的人类文化具有“三原色”,即哲学、科学和信仰,这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交叉,科学发展到最顶端必然要面对哲学和信仰层面的拷问。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问题,在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面前是需要重新被思考的。”裴钢认为,克隆技术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可以达到克隆人的能力,剩下的就是伦理问题。而与其讨论人工智能做什么,他更愿意谈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是最终又由谁来决定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科学家不会放弃研究,哲学家也不必停止思考,裴钢认为这就回到了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在差异中寻求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