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聚焦：中西部省会城市，为何成为人口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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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地陆续公布2022年统计公报。在全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有40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加起来将近5亿人，超过全国人口的1/3。

这些城市分两类，一类是非省会地级市，大多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另一类是省会城市和直辖市。

(相关资料图)

这些城市在2022年的人口变化有明显差异，有的城市常住人口增加超过18万，也有城市常住人口减少13万。

这些城市的人口变化，揭示了中国人口流动趋势的变化。

40个城市，都在哪？

中国常住人口最多的40个城市和中国人口分布大体一致，全部位于胡焕庸线（瑷珲-腾冲线）以东。

胡焕庸线是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一条反映人口密度的分界线，是人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切口。

这条线以东43.18%的土地分布着全国93.5%的人口，以西56.82%的土地只有6.5%的人口。

40城中，有19个是非省会地级市。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级市（含计划单列市），包括苏州、宁波、温州等；一类本身就在人口大省，比如河南周口，山东青岛，广东东莞等。

其余21个城市，包括17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这些城市中，有15城2022年常住人口正增长（长春和哈尔滨未公布2022年常住人口数据）。

无独有偶，2022年，增幅超过5万人的14个城市中，有11个为省会城市；增幅超过10万人以上的四座城市均为省会城市。

从比例来看，常住人口超过800万的省会城市中，超八成2022年人口保持正增长，占全国省会城市超过一半。

若是把时间再拉长，2017年全国仅有30个常住人口超过800万的城市，而2022年达到40个，增加的10个中，7个为省会城市。

换言之，省会城市，抢占了中国人口“流量”的头把交椅。

中西部省会，成为大赢家

中西部省会的人口增长数据表现亮眼。

在40城中，2022年常住人口增加5万以上的14个城市中，有8个是中西部城市，且都为省会城市。

长沙是40城中人口增长最多的城市，2022年常住人口增加了18.13万。

关于长沙的吸引力，人们普遍的观点是长沙对年轻人足够友好。以三月份的平均房价为例，长沙每平方米的价格是11655元，而成都的均价也超过了1.8万，而长沙的慢节奏和丰富的消费场景，又刺激了文娱产业的繁荣、“新国潮”的崛起以及“夜经济”的盛行，这从另一个维度也提升了长沙的城市魅力。

之后的合肥、西安，常住人口增加超过10万，昆明、武汉、郑州、成都2022年常住人口增量在7-10万区间。

从更长的时间看，和2010年相比，这8个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量都达到百万级。其中最高的是成都，超过700万人（其中成都合并简阳有影响）。

长期关注人口迁移现象的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刘晔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2022年，不少中西部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增加较多，是2022年人口流动数据的特殊性以及各省“强省会”战略双重因素的叠加。

刘晔认为，疫情影响跨省出行，因此，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而言，沿海地区的就业吸引力有所下降，本省首位城市的吸引力有所上升。

这与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相吻合。

今年4月28日，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比上年减少69万人，省内流动比上年增加87万人。

另外，近年来，部分省会城市所在省份的“强省会”战略，成为这些城市人口持续流入的政策助推器。

人口是“强省会”战略的一项重要指标，其中，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追求人口规模的意愿更加强烈。

比如2017年，西安出台宽松的户籍新政，学历落户标准放松至中职。同年，武汉、成都、郑州陆续放宽了落户政策。

“多个省份把人口发展目标纳入‘强省会’战略，着力通过降低落户门槛、提供政策优惠和加大公共服务资源投入等措施，吸引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着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刘晔说。

杭州10年增300万人

在2022年人口增长超过5万的11个省会城市中，东部地区有3个。其中，只有杭州的人口增量可以与中西部省会城市一较高下。

2022年，杭州常住人口增加17.2万，在40城中仅次于长沙。相比2010年，2022年杭州的常住人口增加了367.2万。

杭州人口大幅增加，除了“强省会”战略之外，与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无关系。

杭州有着数字经济“第一城”的称号。去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接近六成，占当地GDP比重近三成。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城市百强榜中，杭州排名第四，位居各省会城市第一。

在数字经济领域，杭州也是直播电商云集的“网红”城市。据浙江省商务厅统计，截至今年2月，杭州已有综合类和垂直类头部直播平台32个，主播近5万名，直播相关企业注册量超5000家，数量列全国第一。

但整体看来，在40城里，2022年东部沿海地区省会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仍旧低于中西部省会。

刘晔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以外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来源。“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民营经济发达，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

另外，他认为，沿海城市普遍外贸依存度较高，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不少传统产业转移到内陆地区或其他国家，许多出口导向型制造类企业就业岗位大量减少，薪酬水平下降，其吸引力也就逐渐降低。

不过，刘晔仍然看好沿海地区城市群的整体人口增长潜力。

他表示，在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背景下，以超大特大城市为核心的沿海地区城市群和中西部地区的首位城市人口会继续增长，而这些城市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也能容纳更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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