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流调是为了防控疫情，而非承担“道德审查”-- 迪族网

陈根：流调是为了防控疫情，而非承担“道德审查”

来源：陈述根本　2022-03-02 08:18:25

文/陈根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流调报告已经成为社会了解疫情传播信息，以及提升社会防疫效率的一个重要窗口和手段。

虽然公开流调报告，关乎防疫大局，但也带来了大大小小的窥私甚至隐私泄露事件。感染者姓名、身份证号、地址等各项详细信息的截图和包含感染者姓名和地址的流调报告的泄露，不仅让感染者遭受了舆论侵扰的二次伤害，也加剧了人们对于疫情防控期间隐私泄露的担忧。

人类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提到疫情对监控带来的变化时曾表示，政府应对疫情的最佳措施是重建和人民之间的信任。政府需要公开透明获得公民信任，公民需要有意识对政府进行问责和限制。只有政府和人民之间相互信任，疫情的长期常态化防控才能获得最佳的效果。

流调数据成为舆论工具

疫情防控至今，因为流调数据泄露而导致的“舆论攻击”“网暴”事件不在少数。比如，2020年末辗转多个酒吧的成都确诊女孩就曾遭到网民指责“不检点”；而2021年9月哈尔滨确诊女孩也因为多次到访剧本杀、浴池、密室逃脱等多个娱乐场所被称为“哈尔滨毒王”。

2021年苏州和武汉等地疫情里，也分别出现了包含感染者姓名、身份证号、地址等各项详细信息的截图和包含感染者姓名和地址的流调报告。

其中，武汉疫情的首例确诊病例唐某，本来只是一名来武汉兼职的大一学生，7月27日晚借宿在朋友家中。但凭借着一纸疫情流调报告和几张微信聊天截图，就导致线上舆论场不明真相的流言传播迅猛，网传唐某前一日在“前女友”处留宿，后一日和“现女友”一起逛街，有好事网友甚至专门制作了思维导图描述这样的“复杂关系”，使得唐某轻易成为了“武汉海王”。

无疑，信息公开是“透明政府”的应有之义，但不可忽视的是，信息收集经几套系统、多个部门的层层转手，也让感染病例时刻面临着“被裸泳”的风险；而信息公开让被感染者的行动轨迹与日常生活进入公共视野，引起公众的脑补、调侃甚至人肉、指责。

事实是，如果不是因为疫情防控，没有人愿意像《楚门的世界》一般将自己的生活轨迹、细节全盘托出，展现给陌生人，毕竟这些都是个人信息。现在各地在公布流调报告时，也会从保护公民隐私和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只公布必要的信息，避免给当事人生活造成干扰。

但却没想到这样的“留白”，反而让部分为逞口头之快二恶搞，对流调报告涉及的当事人行动信息进行恶意误读，歪曲确诊病例的生活，给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武汉感染者唐某曾表示，“海王”谣言像“要人命的慢性毒药”，其被造谣的两位“女友”也被网暴得睡不着。

此外，平日流调报告公布时，不仅网民乐衷于讨论轨迹涉及的场所，不少媒体报道甚至也会选择蹭热点，借此讨论甚至宣传城市美食、产业和生活。这些相对正面的调笑或讨论看似无伤大雅，却是在默许“流调展露的个人生活轨迹可被讨论”这种观念蔓延，而这种观念也正是窥私、网暴行为的根源。

流调是一项严谨的调查行为，是为了给疫情防控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这些和防控疫情完全没有关系的私人生活，完全不应该成为公共讨论的话题，当事人也没有义务向全体网民做出解释。相反，流调报告中可能涉及的隐私问题，被公众不适当地聚焦、放大，反而会导致当事人有顾虑，不愿如实交待出行轨迹，最终影响抗疫工作。

防控疫情需要“流调”，但不需要“流言”。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少数人蹭流调信息发布的热点制造“信息病毒”的恶劣行径理应受到谴责，媒体自身则更应当谨慎设置讨论流调的话题。更何况，归根到底，感染者也只是受害者而已，他们不仅需要与病毒近距离搏斗，还为了公共卫生安全部分让渡自己的隐私，他们应当得到社会的关怀而非伤害。

流调是怎么泄露的？

流调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新冠肺炎病例个案及事件流行病学调查流程图》，流调需要了解感染者的基本信息、发病与就诊经历、危险因素与暴露史等信息，而这些包含隐私的资料需要在疫情爆发社区人员、区（县）疾控中心人员、医院医护、政府人员、公安人员等多部门流转。因此，有权接触的人员庞杂繁多，也就带来了流调泄露的风险。

具体来看，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材料，国内新冠流调的信息收集环节可以分为个案调查和事件调查两种情形。

个案调查又细分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确诊病例两类，前者只需调查基本信息和密接情况，后者则要在前者基础上增加更多调查内容，并上报传染病发病死亡报告系统。事件调查针对聚集性疫情，需要调查感染来源、密接、流行病学联系以及分析传播链，并分病例聚集数量情况上报不同防控系统。

按照中国疾控中心2020年3月发布的新冠流调指南的说法，新冠疫情感染病例的最小调查单元由三人组成，其中两人负责流行病学调查及标本采集，一人负责样本传递、现场信息传递等职能。

并且，在接下来的实际防控环节中，地方疾控中心人员、疫情爆发社区人员、医院人员乃至电信人员，都可能接触到详细的流调报告。不同背景人员的参与提升了流调工作的效率，但也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事实上，虽然在大多数事件中，泄漏患者信息的原因不明，但也有不少事件已经明确是因为医院、政府或公安等相关部门人员在接触流调信息过程中或有意或无意地拍摄、转发了相关材料，泄露了患者的隐私。这也直接导致患者的隐私被曝光在公共空间，对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并且，流调信息的收集是一场对跨部门合作的考研，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内部信息传递系统，使得不同部门中既难以阻断敏感信息被截屏、转发的风险，又难以在地区疫情结束后将感染者个人信息删除或封存。

甚至，还有些个人信息被正式公布的流调报告曝光，姓名、籍贯、居住地、职业甚至身份证号都可能无法预料地出现在某地的流调报告中，足见流调报告亟需一个清晰的统一的脱敏标准。疫情至今，各地流调报告都各有特色、尺度不一，同一个地方的流调报告公布的信息维度也有所变动。

流调报告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政府对隐私保护的标准和态度，如果政府层面都不能对哪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划定清晰的范围，各地政府间的范围有冲突，那所传达出的标准和态度就是自相矛盾和摇摆的，无疑也会导致公众认知的紊乱。

把流调的功能还给流调

疫情防控期间对于流调与追踪数据的收集、使用、共享是一场考验，也是一块试金石。在流调与追踪中的数据保护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积极地应对困境，使得数据能够在战胜新冠肺炎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显然，数据保护和数据利用的平衡是此次流调与追踪数据保护的一个难题，但抗疫措施的公权力强度如何与公民权利的限制力度进行平衡，如何使用比例原则，却缺乏具体相关的行政制度保障。《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疫情期的专门法也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使得一般基本原则难以得到具体落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完善应急立法的相关规定，《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修改也已经在2021年提上立法工作议程。与此同时，加快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并且规划协调好《突发事件应对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在疫情中采集、存储、使用、公开、删除等全生命周期的个人数据的保护。

此外，还需制定相关规定加强政府数据的开放行为，对感染者个人信息保护始终需要有关部门建立更规范健全的信息流通、保密和追责机制，同时更需要就“如何认知流调性质和功用”塑造出一套统一、合理的社会价值体系，严控个人信息进出关口，并建立对各类参与人员的保密意识培训和追责机制，向流调的各个环节提供工作指引和设置行动红线。

不仅如此，当流调从前台退到幕后，我们还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用明确的法规来规划这些数据。当前，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将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具有极大的经济效应。在流调和追踪的过程中，数据都是重要的资产，因此，从产生、收集、处理、共享、交易、删除等全生命周期里都需要为数据提供不同的保护。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权利的保护已经成为共识。

当前，上海、北京等地已经实施了“只提地点不提人”的流调信息公示策略，即为保护患者隐私，隐去了年龄和性别，仅表述为“病例1、病例2”。“只提地点不提人”的流调信息公示，正是对公民隐私的重视的提现。在流调信息的公示上，尽力保护好患者的个人隐私，有利于让全社会更加尊重病例的个人权益，少一点歧视，少一点对他们个人生活的粗暴指点等。

当然，为保护流调疫情而立法是一种解决路径，还有一种解决路径则是构建自主可控的数据保护路径，比如依靠“匿名化”的基于可信中介的技术，或许能更加直接、有效地实现数据权利保护和数据应用之间的平衡。毕竟在现在的模式下，由于技术、知识、能力等的不对等，即使采用“知情同意”原则，数据也很难得到真正的保护，信息泄露的事件还是屡屡发生。

但大数据以算法为中心，汇聚海量信息且强调决策效率，而区块链更多的是强调分散、共识、去中心化的理念，能更好地对数据隐私进行保护。借助于区块链，人们之间的交互不再需要外部中介机构，这即是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要旨。因此，采用赋权技术的新路径或许能更好地平衡疫情的数据共享和保护个人数据的隐私权利的冲突。

从始至终，流行病调查都是为及时查清传染路径，而不是承担“道德审查”的义务。一些个案中可能涉及到个人的私德、隐私问题，但是这些和抗击疫情完全没有关系，也不应该成为公共讨论的话题。构筑防控疫情的强大屏障需要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信任，也需要人们彼此的自我约束，为了不让明天的我们成为舆论的风口，今天的我们就应该理智地不做看客。

关键词：个人信息数据保护突发事件应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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