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宴安:明代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共同理想和不懈追求

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建国伊始,明太祖朱元璋致力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定天下于一”和“天下一家”成为他建国治国的目标,成祖朱棣继承和发展他的民族政策,由此奠定了明代276年辽阔疆域、统一国家和稳定秩序的基础。明朝在处理最为紧要的民族关系,即与北方的蒙古部关系上,采取了务实灵活的措施,通过“隆庆议和”成功地化解了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迎来了“中外宴安”的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和民族大发展的新局面。

对“天下一家”的追求

朱元璋在元末起兵时,就明确要继承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把“大一统”思想作为处理国家政务和民族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进而构建了多元一体的政权。朱元璋以“洪武”为年号,表达了他“以武功定天下”的决心,对尚未统一的云南,他的态度很坚决,“云南自汉以来服属中国”,坚持出兵统一云南后,再建立稳定的地方秩序。朱棣早年被封为燕王,长期驻守北平,很清楚处理好与蒙古部之间关系的重大意义。他在登基之后明确表示,以实现“天地清宁”“华夷绥靖”为己任。他不仅多次亲征漠北,还大力经营东北和西北,“控四夷制天下”,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明前期,在此思想影响下,很快形成了稳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局面,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繁荣景象。

当然,受“内中国而外夷狄”传统思想的影响,明朝针对不同的边疆民族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管理政策,但“华夷一家”一直是王朝不懈的追求。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时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后来又说:“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明成祖也认为:“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

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思想指导下,中央制定了“德威兼施”的民族政策,表现出诸如“怀之以恩”“以夷治夷”“因俗而治”等务实灵活的特点。明中央注重在政治上的恩抚、怀柔,力争“以德怀之”,使之归附,接受统一管理。在明初统一战争进程中,中央一般先差遣使者前去诏谕,喻之以理,晓之以义,争取和平统一,只有在招抚失败后才会临之以兵。在招抚政策的感召和实际安置措施的积极影响下,大批北方部族首领携家带口前来归附。他们当中,既有故元皇室后裔,也有贵族勋戚,数量最大的是中下级群体。由于他们身世不同,经历各异,职业有别,明廷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安置,使其各得其所,各务其业,各尽其能,他们的生活很快就安定了下来。

对聚居于边地的部族,明朝采取“因俗而治”的措施,充分尊重各地长期形成的风俗传统,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制度组织、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明太祖认为:“凡治胡虏,当顺其性。”明朝采取的“怀之以恩”政策,包括恩赐、互市等手段,对在维护地方秩序、国家统一方面表现突出者,多有赏赐以示奖励。

上述民族政策的成效显著,明初成功地招抚了东北和西北不同的民族,建立一批羁縻卫所,构成了东、西屏藩,再后来,蒙古兀良哈部与瓦剌部先后臣服,鞑靼部也迫使称臣纳贡,北方边境的稳定局面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明廷招抚僧侣首领后,采取多封众建、优给赏赐、通贡互市等办法,民族关系也很和谐,“西陲宴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在西南的多民族聚居区,明朝在消灭盘踞于西南的前元势力后,当地部族首领一般皆能“以德服之”,中央对宋元以来的土司制度加以完善,任命当地土酋担任各种官职,维持其世袭权,并给予赏赐。有明一代,西南民族地区始终统一在明朝的版图之内,与中央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交融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破解僵局的努力

明朝中央面对的最重要的民族关系,是在广袤北边与蒙古部的关系,因为明朝是推翻元朝建立起来的,而元朝并不是以被彻底消灭的方式亡国,而是元顺帝主动撤退到草原上,元的国号还延续了一段时间。蒙古诸部还长期活跃在广袤的北边草原上,对明朝形成了压迫的态势。

处理与蒙古族的关系,明朝一直采取比较审慎的政策。蒙古部建立后不久就分裂为三部,兀良哈部首先归附于明朝,中央设置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羁縻卫所予以安置管理。永乐年间,瓦剌部和鞑靼部也先后与明中央缓和了关系,明廷则以颇为宽松的封贡制度予以管理,敕封了一批首领,规范了互市贸易。到正统末年,瓦剌部的势力重新崛起,时常南下,双方冲突不断,甚至还在土木堡俘虏了明英宗,“土木之变”让民族关系陡然紧张,互市也被迫关闭,双方正常的经济交流中断。

然而,由于草原游牧经济已经与中原农耕经济形成了非常密切的依存关系,尤其是当草原上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时,因为互市的关闭,牧民无法用马匹和皮货换取中原的粮食、茶叶、布帛和铁锅等物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陷入困境。同时,长城以南的汉族守军和普通商民也时常越过边墙,到草原上从事经济活动,彼此之间需要交往交流,双方已经到了互相离不开的地步。

嘉靖年间,蒙古部的俺答曾多次主动遣使向明朝求贡,求之不得,便试图以武力的方式强迫明朝与之交往,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和冲突,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发生,蒙古部再次兵临北京城下。于是明朝更进一步地加强了整个北边防御体系的建设,民族关系的僵局仍在持续。

明蒙关系的缓和契机出现在隆庆初年。世宗去世,穆宗继位,隆庆皇帝和高拱、徐阶、张居正等阁臣顺势应变,革新政令,在加强长城防御和蓟镇练兵的同时,也不断调整民族政策。此时的蒙古贵族也在努力地寻找和解的机会,缓和民族关系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隆庆四年(1570),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本部族内部事务矛盾,率领随从归降明朝。张居正等大臣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机,力排众议,由王崇古与俺答商谈,最终达成了“隆庆议和”。次年,俺答被明中央敕封为“顺义王”,部下的60余人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世袭职官。明朝重新开放边境互市,明确了蒙古部族前来朝贡的贡期、贡额与贡道。俺答承诺岁贡马匹物品,“永不犯边”。万历十年(1582)俺答死后,他的妻子三娘子一直握有实权,被册封为“忠顺夫人”。三娘子掌权的数十年间,一直维持着与明朝的臣属关系,封贡不断,友好的民族关系得以保持。

中外宴安的场景

隆庆议和后,长城内外长期紧张对峙的民族关系终于结束了,迎来了边疆稳定和民族融洽的新局面。明末封疆大臣涂宗濬赞扬说:“自俺答受封以来四十余年,中外宴安,可谓和戎之利。”和平稳定的边地民族关系,给各民族交往交流提供了良好环境,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发展。

首先,隆庆议和以封、贡为基础,保障了双方稳定而良好的经济交流。明中央根据王崇古的建议,在大同的得胜堡等地划定了马市,蒙古部每年以进贡的形式送来马匹,明朝则提供布匹、绸缎、铁锅、茶叶等物资作为交换。明朝提供的物资还可以折换成白银,白银又可以换取草原上所需要的生活物资。根据协议,明朝还停止了一些主动打击或影响蒙古部百姓生活的行为,比如不再派人到草原上“烧荒”,长城内外的经济交往得以正常进行,双方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都回归于正常。

其实早在隆庆议和之前,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民间的往来并没有因为冲突而完全中断,各民族间的互通互融越来越深。明中期,按察佥事孟逵有诗《宁夏》:“山限华夷天地设,渠分唐汉古今同。圣君贤相调元日,塞北江南文教通。”描述了民族对立影响下的文化发展与交流。嘉靖时,主持陕西军政的杨一清曾赋诗《兴武暂憩》,对边墙修守和军兵戍守给西北地区带来的和平局面予以热情的讴歌。“甲士解鞍休战马,农儿持券买耕牛。翻思未筑边墙日,曾得清平似此不?”如果说孟逵的“山限华夷天地设”体现了边墙规范双方秩序的一面,杨一清的“农儿持券买耕牛”则生动地描写了边民喜于农作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隆庆议和后,边地人民过上更安稳的生活。万历四十二年(1614),兵部尚书王象乾等人说:“新边版筑,香山一带遂成沃壤,流民聚落渐广,牛羊蕃育亦多。”当两种文化类型发生冲突时,明廷所采取规范双方行为的做法,收到了积极的成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其次,由于边地各民族之间的长期交往交流,他们的生活习俗互相影响,生活习性多有趋同。这样的影响是多元的,也是潜移默化的。隆庆议和促进了边地文化的繁荣,促进了汉族和蒙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边塞多战事,边地文化类型多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苍苍川莽,茫茫草原,文人到此很难不被激发起内心的壮志豪情,塞外的文人雅集也随之带有豪爽雄浑的风格,形成塞外文化独特的风格。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武臣好文》中说:“自隆庆来,款市事成,西北弛备,辇下皆以诸边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医卜星相,奉荐函出者,各满所望而归。”文人有机会到边塞游赏,把都会或江南盛行的文人雅会之风带来。文人结社活动较为频繁,走马射箭,打猎鸣镝,除边塞文人参加娱乐活动外,还有官员、百姓和边关将领等,像戚继光、李如松、袁崇焕等均有参加,“听画角胡笳时同作越吟”,颇具塞外特色与豪情。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月,著名文人袁中道应邀赴塞外游玩,时间长达近半年。他们的聚会,自然少不了舞乐相伴,他有诗《李大将军宴上听胡乐有述》云:“胡姬窈窕百余人,辫发垂肩若鱼鳞。窄袖长衣稳称身,当筵微笑口含琴”,乐曲是“碧眼胡儿吹胡笳”“百余壮士鸣大鼓”,洋溢着浓郁的边地民族色彩。

边地各民族的生活,在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趋同和交融,既出现有“弦诵早闻周礼乐,羌胡今著汉衣冠”的汉化场景,也不乏汉人学习边地民族的“近边男女作胡歌,立马回头感慨多”的场面。这里体现的正是人们对“天下一家”的追求,体现的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铸就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灿烂文化和共同的民族精神。

(作者彭勇,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教育》2022年第3期)

关键词: 中外宴安明代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共同理想和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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